隨著農村經濟社會的深入發(fā)展，由集體資產產權不明引發(fā)集體資產流失、權益分配不公、黨群干群關系緊張、失地農民生存困難等諸多矛盾和問題。為此，河北省沙河市欒卸村自2009年以來通過產權制度改革，集體資產成了股權，農民成了股東，既厘清了“村兩委”、村集體經濟和村民之間的關系，讓集體經濟活動及收益分配在陽光下運行，進一步密切黨群干群關系，又充分保障了村民對集體資產的所有權、管理權、監(jiān)督權和收益權，使村民真正成為集體資產的主人，激發(fā)了農村、農業(yè)發(fā)展的活力。
農村產權改革勢在必行
欒卸村位于邢臺市下轄的沙河市西部干旱丘陵區(qū)，目前全村3030口人，耕地4500多畝。現(xiàn)任村黨總支書記李長庚1977年上任時，欒卸村是有名的窮村、亂村，人均收入82元，集體資產僅3000元，而各種欠債卻高達14萬元。
從1977年至1996年，欒卸村先后修渠引水解決溫飽，辦集體企業(yè)一鼓作氣實現(xiàn)由窮到富。到1996年，集體企業(yè)滾動發(fā)展到11家，并逐漸整合為恒利集團，創(chuàng)出“康必得”中國馳名商標，集團年營業(yè)收入3.3億元，利稅7200萬元，農民人均收入4285元。
1997年至2007年間，欒卸村經歷了十年治灘，使祖輩頭疼的“害河變景觀”，并造地200畝；5年綠化荒山上萬畝；建成79棟新民居，建成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到2007年，全村工業(yè)生產總值10億元，集體資產累計達到30億元，農民人均純收入8798元，比1997年翻一番。
村集體富裕之后，戶籍矛盾凸顯。李長庚介紹說，村里富起來之后，女的結婚之后戶口不愿走，男的娶了媳婦戶口進不來，大學生畢業(yè)后戶口繼續(xù)想往村里遷，甚至一些已經在城市里工作的欒卸籍村民也紛紛要求戶口回遷。
此外，由于農業(yè)生產效率低，農民靠土地增收致富難度大。村民李志朝家4口人，2畝多地分散在好幾個地塊。他說，我們這兒十年九旱，村里的耕地大塊不足5畝，小塊不到半畝，沒法實現(xiàn)機械化，也不好犁不好耙，人扛驢馱，種植管理費用大，辛辛苦苦忙一年，除去成本不賺錢，村民幾乎沒有心思去種田。
欒卸村“兩委”班子經過多次研究，認為祖祖輩輩辛苦開墾的耕地不能因為工業(yè)發(fā)展而荒廢；對于戶口只想留下或遷回而不愿遷走，主要原因是利益驅動。在此情況下，必須合理安排利益再分配。因此，欒卸村土地、林地、集體資產、房屋宅基地等方面的產權制度改革也隨之配套跟進。
|
 |
大圖是邢臺市欒卸村新民居的一角。左下角圖欒卸村村民家家戶戶持有的“四個證件”。記者 曹國廠/攝 |
|
“份額管理”激發(fā)新活力
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也是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的核心。《經濟參考報》記者調查了解到，不同于傳統(tǒng)意義上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確權過程中，將土地按人頭分畝數、劃分地塊位置四至的做法，欒卸村采取的辦法是：以土地為根本，實行“份額管理”。
所謂“份額管理”，欒卸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和集體經濟權益分配，不以人口數為單位，而以“份額”為單位，計算方法分兩個階段：一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至1982年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確立；二是1983年1月至2008年底。
第一階段，以家庭戶為單位，家庭戶遷(原)住欒卸村時為起始年(最早1949年)，以1982年底“大包干”分地登記的人口數計算，每戶每人每年一個“份額”(比如：一個1949年以前出生至1982年依然健在的欒卸村民，這一階段“份額”為34份，而1969年出生的欒卸村民“份額”為14份)。第二階段，以人為單位，按每年在村登記人口數量計算，每人每年一個“份額”(比如：1983年出生的村民可分得“份額”26份，而2008年出生的村民只能分得“份額”1份)。全村以2008年底戶口登記人數計算，每個家庭戶每人平均最多60個“份額”封頂，超過部分的“份額”不計入。
2009年2月份，經村民討論、村民代表大會通過等民主程序，欒卸村出臺了《關于集體土地(承包)經營權和集體經濟權益分配辦法》，將村集體所有的土地分為127970“份額(平均每人44份)”的形式確權到全村799戶家庭，并給每戶頒發(fā)《欒卸村集體土地(承包)經營權證》，所占份額不再隨人口增減而改變，但“份額”可在村內依法轉讓、抵押、繼承、分拆、合并、入股、回收等。
沙河市委一些干部認為，欒卸村集體土地不再劃分具體地塊而改為“份額管理”后，為土地流轉、規(guī)模化經營奠定了基礎，同時也解放出大量的勞動力，這些從一家一戶小地塊上解放出來的勞動力，可以通過外出務工、本村企業(yè)上班等多種渠道增加收入。這一做法也推動了農村資產向資本轉化，使農民具備參與市場經濟活動的能力，極大地激發(fā)了農村、農業(yè)發(fā)展的活力。
目前，欒卸村成立了農業(yè)專業(yè)合作社、銀杏專業(yè)合作社和蔬菜專業(yè)合作社。欒卸村農業(yè)專業(yè)合作社理事長王運英說，今年3月份沙河市林業(yè)局給欒卸村劃撥了3.3萬棵薄皮核桃樹苗，必須短時間內栽上，否則苗木就會枯死。“這么多樹苗把我愁壞了，光找人挖坑至少也得半個月，雇人挖坑的費用哪里來？”王運英說，“經過理事會理事成員和代表商量后，大家認為應該由合作社所有成員完成。于是我們用全村土地‘份額’總數，除以樹苗數，得出約4個‘份額’栽一棵樹，就按照這個數分到各戶，如果哪戶不愿出勞動力，可按每個坑出1.5元錢由別人代挖。按照這個辦法下了通知之后，3.3萬棵核桃樹，四天半的時間就栽好了�！�
產權交易平臺呼喚政策支持
《經濟參考報》記者在欒卸村采訪發(fā)現(xiàn)，村民家家戶戶除持有《欒卸村集體土地(承包)經營權證》《集體經濟分配權益證》外，還有《企業(yè)股權證》和《房屋所有權證》。對此，欒卸村村民表示，土地確權了，少了糾紛，多了干勁，有這些“權證”在手，就像吃了定心丸。
邢臺市、沙河市一些干部認為，農村產權制度改革是城鄉(xiāng)統(tǒng)籌發(fā)展的重要載體。農村大量資產的表現(xiàn)形式是農村土地和房屋，建立健全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農村產權制度，不僅可使農民手里的資本更加自由充分地參與到市場競爭中來，促進城鄉(xiāng)要素充分流動，實現(xiàn)城鄉(xiāng)協(xié)調、一體發(fā)展，而且還可吸引農村發(fā)展亟須的資金、技術和人才。
農村產權制度改革還是擴大內需的有效抓手。擴大消費需求，潛力在于擴大農村消費需求，關鍵在于提高農民消費能力，核心是增加農民收入。欒卸村通過深化農村產權制度改革，農民既可從承包的土地上獲得穩(wěn)定的保底分紅或租金收入，也可從土地上解放出來獲得工資性收入或經營性收入，還可獲得集體資產股份分紅收益，收入水平顯著提高，從而提高了消費能力。
對于農村產權制度改革后的產權交易問題，李長庚認為，建立交易平臺是農村資源盤活和價值提升的重要步驟，應盡快建立縣、市級的農村產權流轉交易市場。規(guī)范農村各類產權流轉交易程序和登記管理，促進農村各類產權可流轉、可抵押、可入股，推進農村各類產權的資本化、市場化，視農村和城市一樣，農民的財產權流轉合法正常，使農民有更多的財產權益。
“康必得治感冒，中西藥結合療效好�！彪y以想象的是，喊出這句令人耳熟能詳的廣告詞的制藥企業(yè)，竟出自一個山溝村——河北省沙河市欒卸村。36年來，村黨總支書記李長庚帶領兩委班子踐行“科學發(fā)展”之路，20年前就勇于壯士斷腕，給“日進斗金”的煤礦貼上封條，轉行發(fā)展制藥等新興產業(yè)。如今，欒卸村從一個“花錢靠救濟、吃糧靠返銷”的窮山溝，一躍成為擁有數十億雄厚資金的股份有限公司的富饒鄉(xiāng)村，村民不僅是農民和工人，還是股東。
欒卸村原本十年九旱，山禿地薄。1977年，19歲的李長庚經過組織考察成為了村黨支部書記。次年，他帶領本村兩委班子成員和廣大村民，大干一冬一春，引來東嶺水庫的水，使村里3500畝“望天收”的莊稼地變成了豐產田，一舉解決了群眾的溫飽問題。
無農不穩(wěn)，無工不富。為使群眾“鍋里有米，手中有錢”，解決了群眾的溫飽問題后，李長庚便把工作的著力點放在了如何使欒卸村從農業(yè)村向工業(yè)村的轉變上。1979年，欒卸村建起了全縣第一個村辦煤礦，隨后又建起6座。到1984年，村集體收入達到500萬元。1979年至1985年6年間，他們依托地下豐富的煤炭、鐵礦資源，“深挖地下聚寶盆”，完成了集體經濟發(fā)展的原始積累。
首戰(zhàn)告捷，欒卸村乘勢而上，用集體積累相繼辦起了養(yǎng)雞場、食品廠、選礦廠等多家企業(yè)，“培植地上搖錢樹”。到1989年，全村工農業(yè)總產值達到2300萬元，人均年收入1200元。初步實現(xiàn)了由農業(yè)型經濟為主導向工業(yè)型經濟為主導的轉變。就在這一年，欒卸村獲得960萬噸煤礦開采權，但是，李長庚卻出人意料地給煤礦貼上了“封條”。
李長庚說：“地下的資源是有限的，我們已經挖出了地下的聚寶盆，該是栽上搖錢樹的時候了�！睆拇�，欒卸村開始了從資源型向科技型轉變。
1992年，欒卸村在全省率先組建了制藥、礦產、果品、運輸等多元經營的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集團——河北恒利集團公司，1996年底，成為擁有11家獨資和控股企業(yè)的“國家級鄉(xiāng)鎮(zhèn)集團”，實現(xiàn)營業(yè)收入3.3億元，稅收6000多萬元。其間，恒利集團主打品牌“康必得治感冒，中西藥結合療效好”的廣告語，傳遍了大江南北。2006年1月，北京康必得制藥有限公司成立。
如今的欒卸村，村民不僅是農民，是工人，還是企業(yè)股東。初步統(tǒng)計，村民近年來先后分得了1.7億元紅利，戶均20多萬元。
已經逐步富裕起來的欒卸村不滿足“居者有其屋”的傳統(tǒng)居住環(huán)境，開始了更高層次的追求。1998年，在充分尊重民意和調研的基礎上，欒卸村開始籌建節(jié)能、水電暖氣等設施齊全的新民居。2001年春，總投資2.3億元、占地面積近27公頃、建筑面積22.58萬平方米的現(xiàn)代化新民居“恒利莊園”全部竣工。
在建設新民居的同時，李長庚把生態(tài)環(huán)境建設擺在突出位置，既要生態(tài)效益，也要經濟效益。投資2000萬元在村周圍建設美麗的生態(tài)大道和7座蓄水量達100萬立方米的人工湖；投資1200萬元退耕還林，綠化荒山，栽植了80多萬株銀杏樹，如今銀杏樹帶給欒卸村年收入上千萬元，當年2元錢一棵的樹苗，如今整體價值已逾5億元。李長庚說，“我們正在謀劃把萬畝銀杏園升級建成萬畝植物園，發(fā)展健康休閑、旅游服務新產業(yè)，把欒卸村建成一個能夠容納兩三萬人的小城鎮(zhèn)�！�
當甩掉“窮帽子”，成為富裕的“明星村”時，欒卸村于1983年就投資60多萬元，建起了當時邢臺地區(qū)唯一一座農村學校教學樓。
次年，當一個公辦教師月工資只有45塊時，李長庚在《光明日報》等報刊登招聘教師廣告：月工資150元，外加30元伙食補貼，在全國范圍內招聘教師。一時間，來自全國各地的300多名教師，在沙河教育局的協(xié)助下，參加了面試和統(tǒng)一考試。他們擇優(yōu)錄用，選聘了來自浙江、山東、天津、河北等地的7名優(yōu)秀教師。
靠著這種尊師重教的理念，欒卸村出現(xiàn)了兄弟博士、碩士、一家大學生的喜人景象，全村30年來出了500多名博士、碩士、學士等大中專畢業(yè)生。
自1979年建起沙河市第一個村辦煤礦后，欒卸村開始走向工業(yè)化之路，相繼創(chuàng)辦了養(yǎng)雞場、食品廠、機制磚廠等企業(yè)，集體資產不斷壯大。1992年，欒卸村在全省率先組建了制藥、礦產、果品、運輸等多元經營的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集團——河北恒利集團公司。這個原本發(fā)跡于山溝里的村辦企業(yè)，截至2012年，總資產超過16億元，年營業(yè)收入突破10億元，利稅達8266萬元，成了名符其實的現(xiàn)代化企業(yè)集團。
簡單的數字昭示著企業(yè)發(fā)展的成功和輝煌。但在這些數字的背后，也充滿了恒利人的艱苦和辛酸。
時間回溯到1994年秋天，那是一段讓恒利集團董事長李長庚以及眾多集團領導刻骨銘心的日子，也是決定恒利集團前途命運的日子。當時“康必得”廣告投入已達800多萬元，但收效甚微，這遠遠出乎他們的預料，到8月份成品藥庫房爆滿，庫存量達6000多件，而當時的恒利集團賬面上只剩下5.9萬元可用資金。
廣告費從哪里來？繼續(xù)生產的資金從哪里來？他們必須直面并立即回答的問題，是選擇停止廣告和生產？還是苦苦支撐？選擇前者意味著前功盡棄，多少年的資本積累將毀于一旦；選擇后者前途未卜，說不定會越陷越深，風險更大。
“要按照計劃進行，產品賣出去賣不出去是一回事，生產出來與生產不出來是另一回事，既然決定了的事情就要一干到底，不管成功與否，都要把全部過程做完，這是做事的原則�！痹谝淮螘h上，李長庚做出了這樣的抉擇。但話雖這么說，要想讓大家接受，并不是容易的事。
欒卸村現(xiàn)任村主任李慶德至今對當時李長庚做大家思想工作的事記憶猶新：“他苦口婆心地做大家的工作，如果現(xiàn)在半路退回，等待我們的無疑是失敗，如果堅持到底，就有成功的希望，在失敗與希望之間，我們只有選擇希望，才是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長庚入情入理地分析，很快統(tǒng)一了大家的思想�！薄皼Q定了的事，就要干到底。”這也是李慶德等眾多欒卸人對李長庚佩服的原因。
不過，統(tǒng)一思想僅僅是第一步，資金的問題怎么辦？李長庚說，當時國家正在實行緊縮銀根政策，各家銀行對放貸都十分謹慎，爭取資金的難度可想而知�！澳菚r真是覺得走到了內外交困、山窮水盡的地步�！钡麄儧]有退卻，最后硬是憑著多年的信譽，從鄉(xiāng)鎮(zhèn)信用社貸款20萬元，并辦了信用卡，從銀行透支了150萬元。廣告業(yè)務和生產都維持了下去。
3個月后，李長庚的抉擇有了“柳暗花明”的回報：爆滿的庫存藥品一個月內被搶購一空，“康必得”一時供不應求，當年就盈利1600多萬元。隨后的1995年至1997年三年內，恒利集團年產值利潤每年翻一番。他們?yōu)槌晒Χ鴳c幸，更為知難而進的選擇而自豪。如今，欒卸村家家戶戶都是恒利集團的股東，在欒卸村采訪，被問及恒利集團的發(fā)展，村民多數會發(fā)出這樣的感慨：如果沒有邁過當時那道坎，就不會有今天的恒利集團。
《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了解到，欒卸村集體企業(yè)在發(fā)展壯大的同時，產權不清、村企不分、責權不明、粗放經營等問題也逐漸突出，嚴重影響了村民和職工參與支持企業(yè)發(fā)展的積極性。
為進一步激發(fā)企業(yè)發(fā)展活力，1997年，恒利集團提出“以明晰產權為核心、以股份制改造為形式”的改革思路，果斷對8家核心企業(yè)實施了產權制度改革，使村集體資產如滾雪球般不斷壯大。
改制前，恒利的企業(yè)資產屬欒卸村所有，村班子負責管理并組織經營。改制后，從產權結構上看，實現(xiàn)投資主體多元化，產權歸控股的欒卸村集體和持股的全體股民所有，并以股份多少對企業(yè)債務承擔有限責任。從“村企”關系看，實現(xiàn)了出資者所有權和企業(yè)法人財產權的分離，做到了村企分開。出資者的所有權通過董事會、監(jiān)事會體現(xiàn)并對自己負責；企業(yè)法人享有在董事會監(jiān)督下的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等自主權。從集體內部企業(yè)之間的關系看，由原來互相承擔無限連帶責任，轉變?yōu)闆]有任何連帶責任的相互獨立法人。
李長庚介紹說，依照公司法，恒利集團成立了既相互獨立、相互制約，又相互協(xié)調的權力機構、執(zhí)行機構和監(jiān)督機構，形成股東大會、董事會、經理層和監(jiān)事會四位一體的企業(yè)治理結構。在實際運作中，通過四個機構的協(xié)調、制衡，使企業(yè)的決策、管理、用人等行為更趨于合理，更加科學。公司員工對企業(yè)的關切度明顯提高，經營者的責任心顯著增強；募集了大量資金，保證了集體資產的保值增值；村民和廣大員工思想觀念得到更新。本版稿件均由記者曹國廠采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