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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就公開坦陳：我是一個糟糕的會計。在某世界500強企業(yè)的中國區(qū)財務部門工作的幾年間，我從來沒能把賬做平過。那張財務平衡表，對于當時體重超重的我來說，簡直比平衡木還難。我曾鼓起勇氣問我那時的外國老板：“你是否知道我的會計基礎知識非常差”？“這個嘛…我早就預測到了，這并不影響我雇傭你的決定”。后來明白了，老板招我進去，主要是為了讓我替他做規(guī)劃預算和預測分析。
我陸陸續(xù)續(xù)地參加了幾輪新產品的投資回報預測分析團隊。一般來說，這類預測先要估算某個產品的未來銷售額，然后選擇機器配置生產線，最后預測投資回報。大多數情況下，總要調整預測模型使之更精確。經驗告訴我，預測模型本身并不重要，預測結果的準確性完全依賴于估算的銷售額是否能實現。我們從不懷疑銷售部門和計劃部門的同事是根據當時市場上最接近客戶的真實情況提供預測數據的。遺憾的是，我后來留意并比照了一下，這樣的預測結果往往與最終實際結果偏離很大。10多年前，用計算機模擬來做預測分析，還是一件挺先進的事，有那么好的分析軟件，那么貼近客戶需求的銷售人員，可為什么得出的結論事后看起來是完全錯誤的呢？我很困惑。
10多年過去了，我早就離開了制造業(yè)。我現在偶爾去參加某些金融機構組織的研討會和策略會，會上我常常能遇到一些振振有詞，一開口就滔滔不絕的市場精英�？粗麄�?yōu)檠葜v而準備的幻燈片資料，不禁想起了當年那些讓我飽受折磨的預測分析報告。聽下來，在高水平的幻燈片制作背后，感覺形成那些數字的故事并沒有多少變化。而真正令我感到恐懼的是，大家似乎早已熟視無睹，對于這些預測似乎更熱衷了。
我不得不提醒大家，如果一個優(yōu)秀的制造業(yè)公司，動用最好的內部資源去預測本行業(yè)內下一代新產品的投資回報都有可能出現重大偏差，那么，一個金融機構，又怎么能夠預測到由許許多多個企業(yè)構成的某個行業(yè)的未來發(fā)展前景呢？又有哪個研究機構能夠預測到由許許多多個行業(yè)構成的宏觀經濟的運行方向呢？什么危機的V型或W型反轉，什么板塊之間的切換，什么業(yè)績高速增長，什么貨幣投放增量，我看他們不過是在一個描述歷史數據的曲線末端做了一下平滑的延伸，僅此而已。
多年以前，我們?yōu)轭A測結果而不得不做出某個假設的時候還頗感內疚和自責，我的洋老板還把英文中的假設（assume）一詞拆解成（ass-u-me）。細想起來，這個意思用漢語表達出來，很不雅，大意是“當我們做出某些假設然后去預測未來的時候，我們簡直是在用屁股說話”。一向說話直來直去的洋人，在中國待久了，說話也學著婉轉起來，骨子里還是很尖刻。
我的企業(yè)工作經歷，不僅教會我把預測未來的研究當成一場周立波的海派清口演出來欣賞，還教會我一些更重要的東西：應對不確定性未來的最好辦法，不是去構建模型，修正假設，調節(jié)算法，以期精確地預測未來，而是練成更具柔性的、抗擊打能力更強的核心競爭力。
基于這樣的邏輯，我們在采購生產線上設備的時候，更多地考慮購買那些通用型設備，這樣，即便我們預測某款產品的需求落空之后，這些設備仍能轉產。對于那些前景實在不明朗的產品，干脆出高價外包給其他公司去做，觀察其市場接受程度，待其有了明確訂單之后，再考慮投資生產線。這些都是樸實的應對不確定性的辦法，但是很管用。
我們的傳統(tǒng)文化中，可能有一些欣賞智慧，甚至崇尚計謀的元素。我覺得，我們面對復雜而不確定的未來時，最好的辦法不是去做一個更精確的數學模型來幫助我們預測未來，然后制定一個精巧的應對計劃，而是應該從現在開始，建立一個能夠靈活應對各種意外變化的體系。
最近又有人呼吁政府建立一個靈活的匯率機制。我想反問一句，全國的企業(yè)都已經在過去10年中習慣了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并以此為基礎做出了投資決策，現在突然讓匯率更靈活，豈不是在實體經濟中制造更多混亂？如果我們過去一直適應靈活的匯率機制，突然轉入固定匯率，有可能使得經濟個體更快地擴大規(guī)模，發(fā)展起來，反之則不行。因為，在建立一個靈活有彈性的匯率機制之前，先有一個靈活而有彈性的經濟。為此，我們首先要給企業(yè)、給資本市場更自由的發(fā)展空間，更少的行政干預、更少的政策調控，更少的政府審批，更少的稅收負擔，更少地依賴于出口和基礎設施投資，以及更高效而靈活地組織資源。所有這些，都是科學發(fā)展觀指導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要求。假使中國經濟能在這樣的增長方式下變得靈活而有彈性，那就一定會變得更具有韌性。
總之，我們的匯率在變得更具有彈性（Flexible）之前，我們的企業(yè)應變得更具有柔性(Agile)
，經濟應該變得更有韌性（Resilient），這樣我們才能走得更遠。更準確地預測未來，并不能幫助我們實現這個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