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坊間傳聞銀監(jiān)會、財政部和發(fā)改委等準備清理2萬億—3萬億可能違約的地方債務，為解除省市級政府發(fā)債限制創(chuàng)造條件，并將把原先限制民間投資的開發(fā)項目向私人部門開放。
這一傳聞真實性尚待相關部門作出權威澄清。不過，去年7月銀監(jiān)會首度披露，至去年6月底商業(yè)銀行坐擁的7.66萬億地方融資平臺貸款，占比達50%的近4萬億貸款屬第一還款源不足的可疑類貸款，而占23%的約1.76萬億貸款存在嚴重償付風險。而目前地方貸款已逾10萬億之巨，若依然以23%匡算目前地方問題貸款，則約2.3萬億左右，接近于傳聞中或將剝離2萬億—3萬億之規(guī)模。
是否有效管理日益突出的地方巨額債務風險，不僅直接影響中國經濟增長，而且關系到金融系統(tǒng)的穩(wěn)定性和安全性。畢竟，伴隨著人口老齡化的來臨，當前國內儲蓄率已難以支撐以高投資和凈出口支撐的經濟增長，即當前高投資下最終消費占GDP比重持續(xù)下降和存款緊俏銀行可貸資源日趨不足等已警示——繼續(xù)維系高投資率刺激經濟增長，必將惡化經濟失衡，并以通脹方式變相壓縮最終消費以攫取高投資所需儲蓄。這就不難理解今年以來銀監(jiān)會就一直向銀行警示地方債務風險，甚至要求銀行選擇性地停放地方貸款。
當前地方負債增加源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中央地方政府推出的經濟刺激計劃，且銀行愿意簡化信貸手續(xù)向地方政府提供融資，一則基于保增長目標，一則基于當前中國獨特的政治結構決定地方負債為中央政府隱性負債。因此，當前數(shù)萬億地方貸款因項目借款主體不合格、財政擔保不合規(guī)等造成的嚴重償還風險，最終需中央政府與銀行共擔。
如果中央政府與銀行是巨額地方問題負債的最終埋單者，那么當務之急必然是盡快做出管控地方問題負債風險之解決方案。畢竟，問題資產如同癌癥，拖延時間越長越不利。目前暴露出的地方問題負債尚處在建時期，主要風險主要還是銀行貸款操作風險而非已為直接資產損益。
我們認為，如對部分嚴重超前、且缺乏經濟可行性的交運等基礎設施建設，相關部門可提前終止以減少損失；而對確存在經濟可行性的問題負債項目（無關公益性與否），則都可通過負債重組等形式，引入或出售給合適的市場化建設運營者，而無需繼續(xù)留給地方政府和國企運營。
因此，迥別于1999年成立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剝離銀行不良資產模式，當前地方負債風險的可行管控方案應傾向于把風險負債從地方政府剝離，然后設立特殊目的實體等對其進行打包、并證券化，從而向私人部門出售；抑或直接以債務重組方式出售給私人部門。當然，由于政府和國企所投資的項目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項目前期經濟可行性研究不足等問題，因此不論是資產證券化地方問題負債項目，抑或直接打破出售等，中央政府和銀行都需做適當?shù)脑鲂艙！p失補貼等，以降低非市場化風險敞口。否則，在項目經濟可行性等存在較大不確定下，即便允許私人部門參與也很少有人會冒險進入。
管理和矯正地方問題負債已為當務之急，但清理地方問題負債、降低地方政府負債率，只是允許地方政府發(fā)債的必要條件之一。我們認為，允許地方政府作為一個獨立信用主體發(fā)債，首先需改革當前財稅體制，減少中央地方共享稅，使地方政府擁有相對獨立和穩(wěn)定的稅種和財政收入源；在此基礎上構建類似于企業(yè)會計制度的政府會計制度體系，以政府資產負債報表而非財政預算收支接受市場和社會監(jiān)督，同時研究出臺《政府破產法》、修訂現(xiàn)行《預算法》等確定地方政府權責之激勵相容機制；最后更重要的是以公共財政轉型為發(fā)債前提，即地方發(fā)債只能用于公共服務等領域，嚴禁投資經濟建設型項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