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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報道，2011年以來，各地工會把維護農民工權益作為重點工作，大力推動工資拖欠清理工作，取得顯著進展。據了解，在被拖欠工資的職工中，90%-95%是農民工。有關部門也表示，2011年以來，企業(yè)拖欠工資甚至欠薪逃匿現象有所上升。
企業(yè)拖欠工資甚至欠薪逃匿現象有所上升，這是一個怎樣的信息?從2003年總理幫重慶熊德明討薪到現在八年過去了，但拖欠工資的現象仍時有發(fā)生。我國農民工大約有1.5億，盡管各種治理措施不斷出臺，每年年終還是農民工工資拖欠的高發(fā)期。面對企業(yè)拖欠工資甚至欠薪逃匿現象，我們總要面對一種尷尬:欠薪、討薪成為每年年底都要發(fā)生的“慣例”。
“欠薪逃匿現象上升”實際上反映了“季節(jié)性治理”的無奈。所謂“季節(jié)性治理”，就是沒有從源頭上采取根本措施應對社會矛盾，有關部門僅僅在年終或某個關節(jié)點上出臺應急措施，這也最終導致出現“季節(jié)性爆發(fā)”乃至“虛假治理”。據筆者觀察，在新聞報道的影響下，不少地方出臺的措施和農民工討薪現象一樣，吸引了眼球，卻不能真正落地，產生公眾所期待的效果。
隨著公眾對討薪新聞注意力的疲勞，那些普通的、難以激起關注的討薪者，將越來越難以進入公眾視線。大量的治理措施無法落地，是農民工權利匱乏的真實寫照，更表明他們的表達渠道和空間正在被壓縮。勞動者討薪看似屬于個體，實則是整個社會權利救濟機制缺位造成的。從一定意義上說，“欠薪逃匿現象上升”絕不是農民工等弱勢群體個人的苦難。
有學者認為，“對于那些在利益分化中處于不利地位的階層來說，他們更傾向于用非理性的方式進行表達”。因為弱勢利益群體可利用資源有限，合法渠道又不通暢，他們很容易采用非理性行為來表達利益要求。在筆者看來，這是“欠薪逃匿現象上升”將要面對的后果，勢必會對社會的正常秩序造成負面影響，不利于社會穩(wěn)定。
面對“欠薪逃匿現象上升”，我們必須進行反思，研究過去開展的各類專項整治措施為什么不能起到顯著效果，根據新的形勢要求，盡快完善治理農民工工資的有效措施。同時，我們也要追問：社會究竟給了農民工多少表達訴求的空間和渠道?只有這些問題解決了，才能讓制度解決欠薪成為社會的常態(tài)，而不是“季節(jié)性治理”占據上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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