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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中國市級政府財政透明度研究》報告，將財政公開的研究主體定位在了比省級財政更為細化的市政府：據(jù)當前可獲得信息最近、最完整的2010年數(shù)據(jù)顯示，81個市政府，達到全國財政透明平均水平的僅43%。即使將平均水平作為及格線，多數(shù)市政府也“不及格”；如果按照“60分及格”的標準，則僅有7個城市過線，及格率僅為8.6%。（《中國經(jīng)濟周刊》6月12日）
財政透明的道理其實很通俗。財政，本就是“取眾人之財辦眾人之事”。正是遵循這個邏輯，2007年發(fā)布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明確了“陽光政府”的信息公開要求：凡是不涉及國家秘密、商業(yè)秘密和個人隱私的政府信息，都要向社會公開。遺憾的是，條例自2008年5月1日正式施行以來，不愿公開、不敢公開、不屑公開者比比皆是。即便是有限的公開中，“選擇性公開”的傾向更為明顯：在財政公開的信息中，地方政府更愿意公開預算，而不是決算。
在這樣的語境下，有些深刻的“笑話”不時在民間流轉(zhuǎn)。譬如，一位經(jīng)常參加政府宴請的駐華使館官員曾這樣感嘆，中國有著最好的酒店、最貴的食物和令他們“羨慕不已”的輕松記帳；譬如，今年股市里的一個“真實笑談”——廉政工作會議提出“禁止用公款購買香煙、高檔酒和禮品”，翌日，白酒板塊全線重挫。中國高檔白酒主要去哪兒了？答案已然揭曉。要不是財政管控疏而又疏，“建設(shè)投入約8億元，使用壽命卻不到10年”的“綠島”何以面世？要不是財政約束不夠強硬，三公浪費上的“隨手拍”何以屢曝重磅新聞？
有少數(shù)地方的財政“透明度”有限，離不開三個背景：
一是省級財政透明度本就不盡人意，譬如“2010年中國省級財政透明度排行榜”顯示，針對2007年全年省級地方政府財政信息公開情況，得出的財政透明度平均得分僅為21.87分（總分100分)。在整個財政體系中，省級財政尚且如此不透明，復雜的市級財政自然也不會一清二楚。
二是公開得過細過明白，“后患”讓人頭疼。眼前的例子就是“廣州天橋事件”。年初，廣州表示近期擬新建的20座人行天橋，平均預算投資接近1200萬元。被曝光后，民意沸反，結(jié)果相關(guān)部門改稱擬建天橋平均投資為500余萬元，投資縮水過半。公開即意味著壓縮自由裁量權(quán)，事關(guān)肥美的直接利益，“主動公開”無疑壯士斷腕，哪來的底氣與勇氣？
三是公開或者不公開、假裝公開，實際上并無多大的差別，大不了群眾罵兩聲，又不如政績考核傷筋動骨。正因如此，自然就能理解為何有專家將“人均GDP、外貿(mào)依存度和領(lǐng)導人”列為影響財政透明度的三大因素。因領(lǐng)導意志而不愿公開、因權(quán)力失范而不敢公開、因制度疏漏而不需公開，地方財政監(jiān)督難免淪為紙面上的政績。
眼下，反腐是個擺得上桌面討論的熱詞。制度反腐還是理念反腐，技術(shù)反腐還是體制反腐，都是可以商榷的命題。但就細節(jié)而言，腐在哪里、順著摸瓜的“藤”在哪里，地方財政亂象給公共監(jiān)督或頂層設(shè)計提供了扎實的樣本。或者說，地方財政“透明度”也是一張反腐試紙，正如溫總理所言，“一個國家的財政史是驚心動魄的。如果你讀它，會從中看到不僅是經(jīng)濟的發(fā)展，而且是社會的結(jié)構(gòu)和公平正義。”——波瀾壯闊的財政改革，不妨就從驚心動魄的細節(jié)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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