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央行展開了前所未有的“量化寬松”競賽。目前，在摩根士丹利跟蹤研究覆蓋的33個央行中，自2011年11月以來已有16家央行采取了寬松措施，10個發(fā)達經濟體中有7個寬松，23個重要新興市場國家也有9個采取了下調基準利率或存款準備金率的寬松政策。發(fā)達國家央行更是在幾個月時間里相繼展開前所未有的量化寬松競賽。
兩輪長期再回購操作（LTRO）之后，歐洲央行資產負債表總規(guī)模達到了3.2萬億歐元，美聯(lián)儲資產負債表為2.9萬億美元左右。到2013年底，歐洲央行和美聯(lián)儲資產負債表飆升至4萬億美元，而2008年后日本央行已經連續(xù)推出量化寬松，目前已是第11輪。
事實上，2008年之后歐美主要央行與財政之間的關系被重新定義了。觀察美聯(lián)儲、歐洲央行、日本央行以及英國央行的量化寬松或準量化寬松政策，其貨幣政策目標已經清晰地變?yōu)�，竭力維持岌岌可危的政府債務循環(huán)。央行行為的競相“異化”有可能引發(fā)全球匯率戰(zhàn)。
近期，渣打銀行在其2013年展望報告中表示，全球特別是西方發(fā)達國家的寬松貨幣政策可用“3U”來表示，即運用無限制（unlimited）、短期效果不清楚（unclear）、長期后果未可知（unknown）。發(fā)達經濟體的這種貨幣操作，會增加新興經濟體貨幣政策的難度，其追求弱勢貨幣的傾向很容易加劇各國間匯率的競爭性貶值，從而引發(fā)“匯率戰(zhàn)爭”。
2010年曾經上演這一幕。為應對美國實施的量化貨幣寬松，巴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干預巴西雷亞爾走強。到2010年9月，俄羅斯、韓國、中國臺灣、南非、波蘭等國家和地區(qū)都已經采取外匯干預措施。美元持續(xù)貶值，其他貨幣兌美元顯著升值，促使各國貨幣當局在匯率市場上過度干預，引發(fā)了一輪匯率的輪番貶值。
當前，新一輪全球性貨幣貶值有一觸即發(fā)之勢，其最大的引發(fā)者可能來自于日元。預計2013年美元大多數時間內還會延續(xù)2012年的相對強勢，因為美國財政懸崖盡管暫緩“墜崖”但依然“懸而未決”，歐債危機也并未出現根本性轉機，中期內重債國的債務壓力和核心國的衰退壓力難以緩解，這必將持續(xù)打壓全球金融市場的風險偏好，導致由避險產生的美元資產需求維持強勢，因此并不會帶來那些“釘住美元”的新興經濟體及亞洲國家貨幣的集體升值，但日元匯率的大幅波動風險需要密切關注，日元走勢可能會在今年出現階段性拐點，即由升入貶。
受日本央行密集大力寬松措施影響，去年12月，日本基礎貨幣增至創(chuàng)紀錄的132萬億日元（約合1.5萬億美元），同比增長11.8%，遠超預期的5.3%。而2013年初，為對抗通縮和出口斷崖式下滑，日本新任首相安倍更是誓言把量化寬松進行到底，并主打“日元貶值”牌，由于日本是亞洲許多國家的中間產品供應國，如果日元大幅貶值很可能引發(fā)與之貿易聯(lián)系密切國家政府的反彈，導致更多國家對匯率市場的干預。
日本政府主導日元大幅貶值會成為很壞的榜樣。在全球經濟復蘇的大背景之下，貶值關系到誰能盡早擺脫危機。其實，單純匯率升值與貶值本身的較量也許沒有那么大的傷害，令人擔憂的是，這背后的政策和利益博弈以及可能引發(fā)的連鎖反應。匯率戰(zhàn)的背后是貿易保護主義和金融單邊主義，特別是在全球總需求長期不足，經濟潛在增長水平下降的趨勢下，為了促進就業(yè)，就連美歐等消費驅動型經濟體也在尋求向出口驅動型經濟轉變，它們以匯率工具作為平衡經濟的手段而放棄“貨幣錨”責任，這樣，可能會導致全球出現“以鄰為壑”的競爭性貶值局面。
當前，全球有效需求不足，但供給卻相對過剩，如果各國重走重商主義道路，將不可避免加劇供需失衡的局面。國家之間調整的實質其實是各國之間對于成本的分攤，一國通過壓低匯率贏得的短期出口優(yōu)勢很快會被其他國家的類似政策抵消。而在一些國家被證明無力干預匯率的情況下，很可能轉而求助于貿易保護，并引發(fā)全球性的貿易戰(zhàn)，這是全球經濟不可承受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