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2015年，全國已有天津、重慶、福建、江西等地執(zhí)行新的社保繳費基數標準。與2014年相比，用人單位和職工需要繳納的社保費用均出現不同程度的上漲。
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明確指出，要擴大參保繳費覆蓋面，適時適當降低社會保險費率。但目前情況是，除了每年持續(xù)上調的繳費基數外，企業(yè)職工的社保繳費率一直居高不下。這也意味著，企業(yè)和個人的社保繳費負擔越來越重。目前，法定的五項社保繳費之和已達工資的40%以上，繳費水平明顯偏高，為北歐五國的3倍和G7國家的2.8倍，東亞鄰國的4.6倍。如果再加上“一金”，“五險一金”已接近甚至超過工資總額的一半。
社保繳費率始終未曾降低，社保繳費基數卻跟隨平均工資上漲，繳費支出增加確定無疑;相比之下，勞動者退休時的養(yǎng)老金領取水平卻是不確定的，養(yǎng)老金面臨巨額缺口的陰霾始終都在。對個人，特別是對低收入群體而言，近半工資繳社保會影響其生活質量，壓縮其消費意愿，不利于增進居民幸福感和提振社會消費;而對企業(yè)而言，過于沉重的社保負擔，既會影響其提供更多就業(yè)崗位擴大社會就業(yè)，更會迫使某些逐利資本從實體經濟退出。
最近幾年，延遲退休的話題一再被熱議;中國社科院已經不失時機地提出2018年開始延遲退休年齡，因為在2015至2017年先行實現養(yǎng)老金并軌，即可平息“先并軌養(yǎng)老金，再談延遲退休”的輿論質疑。公眾反對聲音那么大，延遲退休卻“勢在必行”，歸根到底，無非是要彌補養(yǎng)老金缺口，減少養(yǎng)老金入不敷出的風險。延遲退休是要在繳費年限上盡量延長，近半工資繳社保則是要在繳費數額上盡量增加，目的都一樣。
只不過，前者因為“看得見的利益減損”而激起熱議，后者卻因“溫水煮青蛙”未曾引起足夠重視。事實上，社保繳費負擔重的問題，較之延遲退休要更為突出。延遲退休確有“先例”，在依法治國背景下，必須通過立法程序，不是想延遲就能延遲，也不會一步到位地延遲;反觀近半工資繳社保，即便出了名的高福利國家也無此“慣例”不說，眼下已經很高的繳費數額，地方卻想漲就可以繼續(xù)漲。
無論如何，要補齊養(yǎng)老金缺口，除了取消雙軌制，不能只剩“壓榨”在職職工這一條路徑。眾所周知，社保缺口形成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要還舊賬，很多領取養(yǎng)老金的老人，之前并未足額繳納養(yǎng)老金，為此，理應通過劃撥國有資產、提高國企分紅、加大財政補貼等方式還清舊賬，改變新人為舊人發(fā)放養(yǎng)老金的模式;此外，更要加強養(yǎng)老金投資管理，爭取“讓錢生錢”，特別是當下的A股大牛市，是不容錯過的大好機會。
實行延遲退休也好，提高社保繳費也罷，都只能是“窮盡一切手段”之后的無奈之選，而不應該是“第一選擇”。特別是提高社保繳費基數，某種程度上近似于“殺雞取卵”。降低社保費率、緩增繳費基數，既能減輕企業(yè)負擔，又能促進居民消費，是很有必要做的
“減法”;期待“適時適當降低社會保險費率”的改革條款，早日成為全面深化改革的既成事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