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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振興運動的努力
對上山下鄉(xiāng)運動中存在的一系列問題，中央有關部門早有察覺。20世紀70年代初，曾有召開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工作會議的設想，并在毛澤東指示下準備在通盤考察的基礎上制定政策、采取措施，予以解決。但1971年突發(fā)的“林彪事件”延緩了這一進程。為了清除林彪在黨、政、軍中的勢力和影響，并對“文革”以來推行的路線、方針、政策重新審核調整，中共中央投入了極大的精力。其他一些迫在眉睫的問題，其中包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問題，不得不繼續(xù)擱置起來。
1972年，上山下鄉(xiāng)運動遇到巨大阻力：下鄉(xiāng)知青失望，家長憂慮，農(nóng)民不滿。這種狀況對即將畢業(yè)的城市中學生和他們的父母親友產(chǎn)生了不利影響，人們普遍把上山下鄉(xiāng)視作畏途。這場涉及千家萬戶的運動顯然進入一個關鍵時刻，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清障除污，加以疏導，叢生的積弊將導致嚴重的社會后果。
適逢其時，幾位不同崗位上的知識分子上書毛澤東，針砭上山下鄉(xiāng)運動中種種弊端。此舉促使中共中央對知青政策進行全面調整，掀開了上山下鄉(xiāng)運動中的重要篇章。
一憂國憤世上書人
1971年“九一三”事件的爆發(fā)，使不少干部、知識分子從“文革”初期的政治狂熱轉為冷靜沉思。他們提出的問題雖然不同，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這就是：盡快結束“文革”以來混亂局面。而結束這種混亂局面的希望就是向“文革”的發(fā)動者和領導人本人申述意見，這種申訴需要有機緣和合適的人選。
為晉言創(chuàng)造條件的關鍵人物是周世釗。周世釗，字惇元，1913年至1918年和毛澤東同班就讀于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解放后一度擔任湖南省副省長，全國人大代表及人大常委。因早年與毛澤東有同窗之誼，深得毛澤東的信任。
1972年7月5日，周世釗因王季范在北京病重而由長沙進京。王季范是毛澤東的姨表兄，王海蓉的祖父，也是周世釗的老師和摯友。7月11日，王季范在北京病逝。雖然王季范與毛澤東有特殊關系，但這畢竟是“文革”以來第一次為一位非黨的老知識分子舉行隆重的追悼會，而且又有一批老知識分子出席追悼會。誰也不會想到，正是這次追悼會，為周世釗等幾位老人向毛澤東晉言提供了機會。
周世釗在參加王季范的追悼會后留居在北京，頻繁地會見胡愈之、楊東莼、楚圖南、薩空了、李文宜等一些老朋友。大家在一起議論國事，頗為國家的前途憂慮。1972年7月16日，周世釗在胡愈之的寓所與胡愈之、楊東莼、楚圖南、薩空了等人談了一晚，形成了要向毛澤東主席上書言事的共識，并委托周世釗通過王海蓉聯(lián)系此事過程詳見周世釗女兒周彥瑜、女婿吳美潮和楚圖南的兒子楚澤涵所撰《“文革”中幾老人痛切晉言》，《炎黃春秋》，1996年第2期。
周世釗在通過王海蓉進行聯(lián)系的同時，將與胡愈之等人議論過的內容形成文字。8月4日王海蓉電話詢問周世釗：要她轉呈毛澤東主席的信寫好沒有？8月5日周世釗寫完信的初稿，并認真地進行了修改。1976年周世釗去世后，子女清理其遺物時發(fā)現(xiàn)有1972年8月10日周世釗信稿原文。信中提到的重大問題包括八個方面：將林彪集團中罪行特別嚴重的頭目，處以死刑；落實干部政策；解放知識分子；總結解放軍支左的經(jīng)驗教訓；青年教育問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的嚴重后果；恢復尖端科學研究，除恢復理工科大學，還要恢復文科大學；開放書禁，改變“青年工人、農(nóng)民和學生除政治理論外沒有多的書可讀”的狀況；受理群眾申訴，健全法制。
周世釗的信反映了幾位鐵骨錚錚的老知識分子憂國憤世的焦急心情。其中關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問題的內容是這樣寫的：
主席素來特別重視青年培養(yǎng)教育問題。但經(jīng)林賊(指林彪)的陰謀破壞，共青團、少先隊等組織完全癱瘓。學校教師、工廠干部對管教青年學生、青年徒工也大大放松。下鄉(xiāng)上山的青年學生，社隊也不重視思想教育工作，差不多可以說，廣大青年處于很少人管教的狀態(tài)。主席指示，農(nóng)村是青年廣闊的天地，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插隊落戶，本來是正確的政策，是培養(yǎng)青年的重要措施。這些年來，由于黑幫分子的破壞，不關心他們生活安排，不注意提高他們勞動和學習的積極性，這樣放任自流，引起下鄉(xiāng)知識青年和他們家長的不滿。這些年來，有些學生抗拒上山下鄉(xiāng)，老留在城市，每每通過人情關系、開后門的辦法被吸收入廠就學或參加其他工作。而有的自覺爭取上山下鄉(xiāng)，在生產(chǎn)勞動中表現(xiàn)又較好的卻多年得不到入廠就學的推薦。許多高級干部和高級軍官的子女，每每不肯下鄉(xiāng)，縱然下了鄉(xiāng)，也每每不久就得調回城市。一部分地區(qū)的下鄉(xiāng)知識青年，一方面由于自身的改造不好，覺悟不高，一方面也由于上述這些原因，加以年齡日大，生活問題、婚姻問題得不到滿意的解決，倒流城市的現(xiàn)象頗為嚴重，而在城市中打群架，作（做）壞事，參加盜竊集團的也每每有這類壞學生。這個問題中央已在注意處理，《人民日報》也對青年教育問題多所論到。周彥瑜等編著：《毛澤東與周世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1—222頁。
自“文化大革命”以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就成為一場高度政治化的運動，只能頌揚溢美，不允許批評指責。1971年3月林彪集團炮制的《“571工程”紀要》中寫有“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xiāng)，等于變相勞改”的話。以后，《“571工程”紀要》作為關于林彪反黨集團罪行的附件，傳達到基層，這句話自然引起廣大下鄉(xiāng)知識青年的關注。于是宣傳機器又掀起大批“變相勞改”的活動，以“肅清流毒”，使上山下鄉(xiāng)的話題在公開場合變得更加敏感。在當時沉悶的政治局面下，要對包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在內的一系列重大社會問題提出尖銳的批評意見，是需要很大勇氣的。周世釗致毛澤東的信函就表現(xiàn)出這種勇氣。
在討論這些意見時真正起到核心作用的是胡愈之。胡愈之不僅學問淵博，閱歷豐富，膽識過人，勇于任事，即使在同輩人中，威望亦極高。朋友們有事都愿找他商量請教。胡愈之認為，向毛澤東上書言事，不能把問題提得太多，而且不能含有個人好惡及情緒的成分。因此，胡愈之認為上書言事的內容應歸納為三方面：廣開言路，發(fā)揚民主；教育問題；青年問題。在取得共識后，商定由胡愈之、周世釗、楊東莼分別就上述問題進行準備，以備一旦有機會就向毛澤東晉言。
1972年10月2日晚，王海蓉陪同周世釗赴中南海會見毛澤東。周世釗向毛澤東遞交了他于8月初寫好的信件，反映了他對當時形勢的一些看法，并轉達了胡愈之等人希望見面晉言的要求。毛澤東當即對這位多年的老友表示，可以給這些“民主人士”一點民主，并指定汪東興去聽取這些“民主人士”的意見。
汪東興在10月3日和5日，用了整整兩個下午的時間聽取胡愈之、周世釗、楊東莼的晉言。胡愈之在晉言中痛切陳述了發(fā)揚民主，廣開言路的必要性。周世釗談的是教育問題。2日晚上在毛澤東處，由于更多的是聆聽毛澤東的講話，許多話言猶未盡，此時周世釗懇切陳詞：教育問題影響到國家的前途，當前教育問題如果解決得不好，可能影響兩代人(一說是幾代人)。
楊東莼集中談論青年問題，指出目前青少年在學校里得不到良好的教育，中學結束后又大批“上山下鄉(xiāng)”，在這種形勢下家長不放心，有的青年以各種名目留在城市或倒流回城市，又都成了影響穩(wěn)定的社會問題。他還說，青年是國家的未來，但目前青年人當中普遍地對前途感到迷惑，在生活就業(yè)婚姻問題上都沒有得到滿意的解決，又沒有得到良好的教育和引導，實在堪憂。
談話結束時，汪東興表示，他是受命來聽取意見的，對各位的意見將如實上報。
胡愈之、周世釗、楊東莼等人真心希望毛澤東能以林彪事件為鑒戒，把國家引導上正常發(fā)展的軌道。在當時的政治環(huán)境中，直接給毛澤東提出一系列嚴肅而尖銳的意見，不僅要有勇氣，也還需要講究方法和策略。胡愈之等人上書言事，集中體現(xiàn)了中國知識分子憂國憂民，以天下為己任的優(yōu)秀傳統(tǒng)。但是，非�？上В麄兊倪@些意見沒有得到回音。
不久，又有小學教師李慶霖的上書，集中反映知青問題。由于受到毛澤東的重視，李慶霖及其上書在全中國幾乎家喻戶曉。
李慶霖，福建莆田縣人。原任本縣一所小學的教導主任，1958年在“拔白旗、插紅旗”運動中被當作“白旗”拔掉了，受到降職降薪處分，后到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學任教。
1969年，他的長子李良模初中畢業(yè)后到本縣一個貧困山村插隊落戶。啟程前，李慶霖送給兒子一套《毛澤東選集》，要他永遠聽毛主席的話，還送給他一雙草鞋，叮囑他繼承革命前輩“日穿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訪貧農(nóng)”的革命傳統(tǒng)，好好向貧下中農(nóng)學習。
當時的農(nóng)村，廣大農(nóng)民難得溫飽，偏僻山鄉(xiāng)更是缺衣少食，很多知青下鄉(xiāng)后生活無法自理，李良模也不例外。下鄉(xiāng)不久，吃飯問題，穿衣問題，住房問題，吃油、吃菜問題，醫(yī)療衛(wèi)生問題和學習難等問題接踵而至。李慶霖自揣憑個人菲薄的經(jīng)濟收入無法解決這些問題，便向莆田縣的有關部門多次反映，但所有努力都無濟于事。1972年，他的小兒子李良雄畢業(yè)在即，又將步入其兄的道路。這對于經(jīng)濟上已經(jīng)捉襟見肘，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李慶霖來說，預示著雪上加霜的前景。他看到，自己的孩子聽從毛主席的教導，一向老實種地，不曾干過傷天害理的事，卻在生活上無以自給；又看到，一些有“背景”的人，并不聽從毛主席的教導，或者暫時下鄉(xiāng)“鍍金”，反而有吃有穿。兩相對比，心生不滿，給毛澤東寫信告狀的念頭油然而生。
李慶霖在動筆前并非沒有顧慮。他深知“給毛主席他老人家寫信，半點也不能開玩笑”，為此制定了“實事求是，說老實話”的原則。信中要不要點明當?shù)夭徽L的具體人和事，也是他反復斟酌的一個問題，最后決定還是大而化之，以便事后留有一些余地。當時最令他擔心的，還是信寄不到毛澤東手里而落到“一些馬列主義水平低得可憐的領導者”的公文袋中。其后果不堪設想，被打成“反革命”的顧慮時時縈繞心頭。他躊躇再三，最后還是決定鋌而走險《李慶霖同志在福州市群眾大會上的講話》鉛印本，1973年7月2日。
1972年12月20日，他瞞著所有的家人、同事甚至最要好的朋友，用兩個多小時寫好了給毛澤東的信，然后通過莆田縣郵局投寄出去。信中如實反映了下鄉(xiāng)知青的困境和自己家庭的難處，集中抨擊了干部子女“走后門”的不正之風。信的全文如下：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問好。
我是個農(nóng)村小學教員，家住福建省莆田縣城廂鎮(zhèn)。家庭成份是貧民。我的教員生涯已有二十多個寒暑了。
我有個孩子叫李良模，是個一九六八年的初中畢業(yè)生。一九六九年，他聽從您老人家關于“知識青年到農(nóng)村去，接受貧下中農(nóng)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導，毅然報名下鄉(xiāng)。經(jīng)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區(qū)——荻蘆公社水辦大隊插隊落戶務農(nóng)。
在孩子上山下鄉(xiāng)的頭十一個月里，他的口糧是由國家供應的(每個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費是由國家發(fā)給的(每個月八塊錢)，除了醫(yī)藥費和日常生活中下飯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長掏腰包外，這個生活待遇在當時，對維持個人在山區(qū)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費用，是可以過得去的。
當國家對上山下鄉(xiāng)知識青年的口糧供應和生活費發(fā)給斷絕，孩子在山區(qū)勞動，和貧下中農(nóng)一起分糧后，一連串的困難問題便產(chǎn)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糧年年不夠吃，每一個年頭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糧過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兩季總共能分到濕雜稻谷兩百來斤，外加兩三百斤鮮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麥，除此之外，就別無他糧了。那兩百來斤的濕雜稻谷，經(jīng)曬干揚凈后，只能有一百多斤。這么少的口糧要孩子在重體力勞動中細水長流地過日子，無論如何是無法辦到的。況且孩子在年輕力壯時候，更是會吃飯的。
在山區(qū)，孩子終年參加農(nóng)業(yè)勞動，不但口糧不夠吃，而且從來不見分紅，沒有一分錢的勞動收入。下飯的菜吃光了，沒有錢去再買；衣褲在勞動中磨破了，也沒有錢去添制新的；病倒了，連個錢請醫(yī)生看病都沒有。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開銷，更是沒錢支付。從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區(qū)務農(nóng)以來，他生活中的一切花費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說來見笑，他風里來，雨里去辛勞種地，頭發(fā)長了，連個理發(fā)的錢都掙不到。此外，他上山下鄉(xiāng)的第一天起，直到現(xiàn)在，一直沒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當?shù)刎毾轮修r(nóng)的房子。目前，房東正準備給自己的孩子辦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鄉(xiāng)知識青年另找住所�？磥恚⒆釉谏絽^(qū)，不僅生活上困難成問題，而且連個歇息的地方也成問題。
毛主席：您老人家號召知識青年到農(nóng)村去，我完全擁護；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區(qū)去務農(nóng)，我沒意見�？墒�，孩子上山下鄉(xiāng)后的口糧問題，生活中的吃油用菜問題，穿衣問題，疾病問題，住房問題，學習問題以及一切日常生活問題，黨和國家應當給予一定的照顧，好讓孩子在山區(qū)得以安心務農(nóng)。
現(xiàn)在，如上述的許多實際困難問題，有關單位都不去過問，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這當家長的自行解決，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當我見閻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將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
今年冬，我的又一個孩子又將在初中畢業(yè)了，如果過不了明春的升學關，是否再打發(fā)他去上山下鄉(xiāng)呢?前車可鑒，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們這里已上山下鄉(xiāng)的知識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勞動，并不認真磨煉自己，并不虛心接受貧下中農(nóng)的再教育，卻倚仗他們的親友在社會上的政治勢力，拉關系，走后門，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貨真價實的下鄉(xiāng)鍍金的歷史過程。有不少在我們地方上執(zhí)掌大權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親友，縱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們趕時髦上山下鄉(xiāng)才沒幾天，就被“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的發(fā)展需要”調用出去，說是革命干部的子女優(yōu)先安排工作，國家早有明文規(guī)定。這么一來，單剩下我這號農(nóng)村小學教員的子女，在政治舞臺上沒有靠山，又完全舉目無親，就自然得不到“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發(fā)展的需要”而加以調用了。唯一的資格是在農(nóng)村滾一身泥巴，干一輩子革命而已。
面對我們這里當今社會走后門成風，任人唯親的現(xiàn)實，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爭氣。我認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鄉(xiāng)務農(nóng)的道路是走對了。我們小城鎮(zhèn)的孩子，平常少和農(nóng)村社會接觸，長大了讓其到農(nóng)村去經(jīng)風雨和見世面，以增長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當孩子在務農(nóng)實踐中碰到的許多個人能力解決不了的實際困難問題，我要求國家能盡快地給予應有的合理解決，讓孩子能有一條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該不至于無理取鬧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夠忙的，是沒有時間來處理我所說的事�？墒�，我在呼天不應，叫地不靈的困難窘境中，只好大膽地冒昧地寫信來北京“告御狀”了，真是不該之至！
謹此敬頌
大安！
福建省莆田縣城郊公社下林小學
李慶霖敬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收入余習廣主編：《位卑未敢忘憂國——“文化大革命”上書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信寄出不久，莆田縣城內發(fā)生了一起知識青年因在大街上張貼攻擊上山下鄉(xiāng)運動的匿名大字報，而被狠狠批斗的事件。這件事對李慶霖的思想產(chǎn)生了很大壓力。他擔心上書的事一旦暴露，自己將步其后塵。四個月過去了。1973年5月6日，出乎意料的是，接到了毛澤東在百忙中寫給他的親筆復信。信是4月25日寫的，內容言簡意賅：“李慶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tǒng)籌解決�！睆托藕�300元錢，是毛澤東直接交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通過郵局寄出的。
李慶霖接到復信后，不禁大喜過望。事后，他在接待來訪的國務院知青辦工作人員時，仍沉浸在對這件事的幸福回憶中。他感恩戴德地說：我是一個小學教員，普通老百姓，是七億人口的一分子，毛主席親筆給我寫信，這是千古未有的事，使我激動得說不出話來，我連做夢也沒有想到。
“文化大革命”時代的輿論工具，素以“報喜不報憂”為宗旨，嚴重的社會問題多被有意回避，以粉飾“革命盛世”的假象。李慶霖的信通篇指摘時弊，卻能獲得毛澤東的知遇，難怪要誠惶誠恐了。
李慶霖的信反映了上山下鄉(xiāng)運動中帶有普遍性的一些問題，傾訴了成千上萬普通百姓壓抑在心頭的苦楚，他喊出了人們不敢喊的“呼天不應，叫地不靈”的無奈，他揭露了“當今社會走后門成風”的現(xiàn)實。這一年，毛澤東已是80歲高齡的老人，重病在身，風燭殘年，但頭腦仍很清醒。顯然，他對上山下鄉(xiāng)工作中存在的嚴重問題早有了解，所以才會在復信中畫龍點睛地指出“全國此類事甚多”。這七個字，字字千鈞，將令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人聞風而動。
然而李慶霖信中鞭撻所及，多為本地權勢者所為。這些人的種種劣跡既上達天廷，昭示天下，自然于仕途不利。何況，“走后門成風”是全社會的問題，上上下下許多權勢者，因李慶霖的信而感到難堪丟臉，受到人們的抨擊指責。他觸痛了他們的神經(jīng)，損害了他們的利益，也就為自己樹立起強大的對立面。
從毛澤東復信消息剛剛傳開時起，李慶霖就受到當?shù)匾恍└刹康娜浩鸸ビ��？h里派出兩個組對他的信進行反調查。一組到工廠檢查有否招工走后門，另一組由縣委信訪辦負責人和民事組副組長到莆田山區(qū)了解知青的生產(chǎn)生活情況。
5月15日，莆田縣革委會信訪辦負責人將李的大兒子李良模叫到縣委大加申斥。說他好吃懶做，是一個花錢不怕的大少爺；念書不成，地也種不成，還敢欺騙毛主席來寄錢。他自稱下去實地調查結果，李良模所在的隊糧食多得吃不完，分紅的錢一年有八九十元。最后告訴李良模，他的意見與縣委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h委民事組的一位干部也公開為知青招工招生招干中存在的“走后門”之風辯護，說所有上調的知青都辦有合法手續(xù)；有的國防工業(yè)招工是保密的，也不叫“走后門”；至于優(yōu)先安排國家干部子女工作，是明文規(guī)定的。上述情況都不叫“走后門”。所謂“走后門”之說，是階級敵人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制度。這個干部還串通山區(qū)大隊的個別干部，故意報低李良模每年的勞動工分數(shù)，故意報高每年的分糧數(shù)，以證明不是“無米之炊”，而是有米之炊，以證明莆田縣是不列入“全國此類事甚多”范圍的。所有這些小動作，都是為了達到一個目的，證明毛主席受了李慶霖的騙。
甚至在傳達福建省委關于落實毛澤東復信的11號文件時，當?shù)厝杂懈刹俊罢Z重心長”地告誡與會者“要提高警惕”，“階級敵人把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說成一無是處，這是階級斗爭新動向”。有的干部還公開散布李慶霖是個“大右派”的謠言《李慶霖同志在福州市群眾大會上的講話》鉛印本，1973年7月2日。。不僅莆田一地，從全國范圍看，在傳達復信時，上上下下都有一些干部對李慶霖的信流露出反感，他們當然不敢理直氣壯地宣布“走后門”有理，只能抓住他“給大好形勢抹黑”的所謂問題大做文章。
不過，這些人的所作所為無異于“蚍蜉撼樹”，最重要的是，毛澤東支持了這位“大膽地冒昧地寫信來北京告御狀”的小人物。從福建省委到莆田地委，都積極行動起來落實毛澤東的復信。在地委書記的親自過問下，膽大妄為曾試圖給李慶霖制造陷阱的縣委調查組正副組長，一個被調回軍隊，一個被免去官職。莆田地委組織調查組分赴所屬四個縣的知青點。匯報的情況證實：調查所發(fā)現(xiàn)的問題比李慶霖信中所述有過之而無不及。當調查組把毛主席的信傳達給知識青年時，許多人發(fā)自內心地高呼：“毛主席萬歲！”
毛澤東沒有忘記李慶霖。在寄出復信不久他曾向中央負責上山下鄉(xiāng)工作的領導人指示說：查一查李慶霖是不是共產(chǎn)黨員，如果是，可否參加黨的十大，如果不是黨員，看看有入黨要求沒有，如果有入黨要求，可批準入黨，如果沒提出要求，可參加“四屆人大”。
按當時的政治標準衡量，李慶霖的政治面目是不清白的。雖然他在信中自報家門是“貧民”，但“右派”的惡名于他早已如影隨形。何況“文革”初在農(nóng)村進行“清理階級隊伍”時，又曾把他作為靶子，用逼、供、信的手段強迫他承認參加過“三青團”。此后，他多次向上級申訴要求平反而未果。至此，毛澤東的親自過問才使他積蘊多年的不白之冤得以洗刷。
6月下旬，福建省委把李慶霖從莆田接到福州，福建省委第一書記韓先楚親自接見并贊揚他的信寫得好，同時，了解他有什么要求，問他有沒有要求入黨的愿望。李慶霖要求給他平反。他說：“我頭上還插著‘白旗’，怎么能入黨呢?”這里所謂的“白旗”，是指1958年的“反右”運動中，李慶霖任教的小學的畢業(yè)生因為基礎差，沒有一個人考上公立初中，大多被農(nóng)業(yè)中學錄取�？h里認為他的工作嚴重失職，于是決定撤銷他的教導主任職務，降一級工資，政治表現(xiàn)被“插上白旗”。他對處分不服，曾向縣、省，直到國務院反映�？h教育局一直拒絕平反。韓先楚當即表示：把白旗插到小學教員頭上是錯誤的，這是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當然應該平反!
福建省委立即指示莆田縣委，正式為他平反，并從1973年7月起恢復原有工資待遇。在“文化大革命”“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颶風中，許許多多人無辜受累，遭受滅頂之災。李慶霖卻不僅湔卻舊恥，且獲“左派”桂冠，在當時無疑是個奇跡。
1973年7月8日，李慶霖遞交了他的入黨申請書。接著，莆田縣委書記和地委書記聯(lián)名寫信給省委，同意他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從此，他開始平步青云。很快升任縣教育組副組長、知青辦副主任、省高校招生領導小組副組長、全國人大常委，并且擔任了國務院知青領導小組成員，成為莆田一帶手能通天的大人物。長子李良模隨即顯山露水，被擢拔為狄蘆公社某農(nóng)場革命領導小組副組長，團支部書記，加入了共產(chǎn)黨，不久被推薦上了大學。另一個兒子李良雄下鄉(xiāng)后很快被吸收入團，任永泰縣東星青年果苗農(nóng)場理論學習小組副組長。
毛澤東的復信在全國各地引起很大反響。福建省首當其沖行動起來。1973年5月17日，中共福建省委雷厲風行地向全省各地黨組織發(fā)出了《關于認真學習毛主席給李慶霖同志的信的通知》，指出毛主席親自給群眾復信，意義非常深遠；各級黨委和全體干部必須認真學習毛主席的信，深刻領會“信”的精神，檢查來信來訪工作，落實黨的政策，以此推動各項工作。通知承認上山下鄉(xiāng)工作中還存在不少問題，特別突出的是對相當一部分知青的吃、用、住房、治病等實際困難關心不夠，解決不好。通知要求各縣對知青的吃、住、用、醫(yī)等方面存在的實際問題，立即采取一些應急措施。
莆田縣自然是采取應急措施的重點地區(qū)�？h委不斷地給插隊知青批糧批款。按照原定每人每月37斤的定量，保證知青們在夏糧登場前有飯吃。并強制規(guī)定，所批糧款，保證在6月25日前糧到戶、錢到手，不開空頭支票。毛主席的指示要落實。縣委領導下鄉(xiāng)探望知青時，還帶著醫(yī)療隊，送醫(yī)送藥，需要手術的，立即介紹住院。對知青提出的要求，幾乎有求必應。據(jù)統(tǒng)計，僅李良模所在的荻蘆公社就發(fā)糧3337斤，發(fā)錢672元。全莆田縣下鄉(xiāng)知青1145人，發(fā)放大米63677斤，發(fā)放救濟款12474元。莆田地委共撥出24萬元經(jīng)費、2千立方米木材和50萬斤糧食解決知識青年的燃眉之急徐志耕：《是是非非李慶霖》，《雨花》，1994年第5期。
一個多月里，福建全省抓緊應急措施的落實。為此撥糧165萬斤；撥款68萬元，解決購糧和治病的困難；組織醫(yī)療隊，免費為知青體檢、治病；增撥木材26萬立方米，546萬元，以解決知青住房困難問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工作會議《簡報》第4期，1973年6月24日。
所有的知青都明白，沒有毛主席的復信就不會有這種變化。而沒有李慶霖為民請命，也就不會有毛主席的復信。為這，他們對李慶霖充滿感激之情。
以毛澤東復信為契機，全面調整知青上山下鄉(xiāng)政策被迅速提上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工作日程。
二聞風而動
毛澤東給李慶霖的復信，不是按常規(guī)通過政府部門，而是直接寄給李本人的。毛澤東似乎是想用這種異乎尋常的方式來表示對一個敢于“反潮流”的小人物的支持。而且當他以如椽之筆寫下“全國此類事甚多”七個字時，不僅僅是對李反映的問題表示了贊同，也流露出對上山下鄉(xiāng)現(xiàn)狀的強烈不滿。毛的這種態(tài)度，當然會對中共中央的高層領導人產(chǎn)生直接影響，并促使后者立即行動起來。
1973年4月27日，也就是毛澤東復信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周恩來的主持下召開會議，專題研究統(tǒng)籌解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中的問題。與會的有政治局委員葉劍英、張春橋、李先念、王洪文等。會議強調一定要把上山下鄉(xiāng)工作做好，“不能再讓毛主席操心”。周恩來指示，把毛主席的復信印發(fā)全黨，籌備召開全國知青工作會議。會議議題涉及八個方面；
1安置經(jīng)費問題。周恩來提出：插隊知青的安置費標準要提高，要考慮解決已經(jīng)下鄉(xiāng)的這部分青年的實際困難，不能讓主席再把自己的工資寄去了!全國目前在農(nóng)村插隊的按300萬人計算，平均每人補助300元，需要9個億，財政部要研究作預算�？磥韽�1973年到1980年下鄉(xiāng)的，頭4年每年150萬人，后4年每年100萬人，加起來1000萬人。每人600元，需60個億。要研究搞個規(guī)劃，計劃生育搞好了，城市下鄉(xiāng)會少一些。但總會有一部分人下鄉(xiāng)，這是個長期任務。
2生活問題。周恩來很關心李慶霖信中所反映的知青口糧問題，指出要研究這個問題，要調查多少口糧才夠吃。他還提出，衛(wèi)生部門要加強農(nóng)村合作醫(yī)療，有下鄉(xiāng)青年的地方要特別加強，要培養(yǎng)赤腳醫(yī)生，下放醫(yī)療隊。對于有重大疾病，花錢過多，青年和社隊又無力負擔的，要補助，要研究個辦法。有嚴重地方病的地方知識青年不要去。他還提出關心下鄉(xiāng)青年的婚姻，應該注意他們的健康，特別是女青年的健康。要提倡女青年同農(nóng)民結婚。
3布局問題。周恩來的意見，選擇地點時要考慮到青年能夠在當?shù)卣咀∧_，不能長期靠補助。邊疆地區(qū)潛力大，要逐步開辟。布局問題要和發(fā)展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開發(fā)邊疆結合起來考慮，要和工業(yè)支援農(nóng)業(yè)，安排投資結合起來考慮。要幫助有下鄉(xiāng)青年的地方盡快把生產(chǎn)搞上去。
4表彰先進知青問題。周恩來在看到許多下鄉(xiāng)知青的先進事跡時說，這些青年真可愛。要看到多數(shù)青年是好的，問題是做工作。他表揚了在云南生產(chǎn)建設兵團的北京知青辛溫。后者總結了一套種植金雞納的經(jīng)驗，為國家節(jié)約了寶貴的外匯。張春橋則夸獎了在云南愛尼人山寨插隊的上海知青朱克家，說他扎根邊疆不上大學。
5學習、教育問題。針對知青缺少書籍、報刊等學習資料問題，周恩來提出，要給青年精神糧食。張春橋建議恢復《中國青年》、《中國青年報》，并說上海準備出一套供下鄉(xiāng)知青閱讀的“青年叢書”。
6保護知青問題。周恩來在了解黑龍江生產(chǎn)建設兵團二師十六團團長黃硯田、參謀長李耀東合伙奸污、猥褻數(shù)十名女知青的罪行后氣憤地說：這不是我們的團長，這是林彪的團長。不要手軟，要大膽管，不要畏畏縮縮。公安部要派人去。張春橋表示，這兩人是現(xiàn)役軍人，總政也應該派人去，這兩人要殺。葉劍英說，殺一儆百，殺一儆千。王洪文附和道：這些壞人不辦，家長怎么放心。
7若干政策問題。主要包括放寬上山下鄉(xiāng)政策，落實“可教子女”政策，華僑青年政策，畢業(yè)生頂替退休父母政策等。周恩來還特別批評了亂改知青檔案現(xiàn)象。張春橋也說，有些人實在不像話，黑龍江生產(chǎn)建設兵團1969年去上海接收兵團戰(zhàn)士，要查三代，挑挑揀揀。上海資產(chǎn)階級很多，對他們的子女我們要負責改造嘛!
8加強管理問題。主要就改善干部帶隊做法、健全知青工作機構進行了研究。周恩來認為，青年下去要有干部帶領，特別是跨省安置的，城市要派出干部一起下去。要參加縣委和社、隊領導班子，要使下情能夠上達。有的地方，帶隊干部無權，說話不靈，自己都鬧情緒，怎么做好工作。他又說，中央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的工作機構，怎么搞在計委勞動局下面的一個小組了，這么幾個人，這種情況，怎么搞好工作。這個機構要加強，要有負責人專門抓，要適應工作發(fā)展的需要。
這次會議的召開，實際上是高層領導人對毛澤東復信李慶霖之舉的第一步回應。由于事出倉促，會議還只能就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提出初步的設想，重要的是，從會議的發(fā)言中，已經(jīng)顯示出將對有關政策進行重大調整的意向。這次會議，成為不久后召開的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會議的先聲。
與此同時，國務院雷厲風行地組織起13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工作學習調查小組”，分赴12個省、自治區(qū)就知青工作現(xiàn)狀進行調查。重點調查了自給水平、安置經(jīng)費、口糧、布點布局、倒流、落實政策、違法亂紀、規(guī)劃、領導體制等問題。赴福建省的調查小組，還根據(jù)當?shù)靥攸c，調查了華僑青年插隊落戶問題。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各調查組經(jīng)艱苦努力，排除一些地方的阻力，比較廣泛地聽取了知青、家長、知青工作主管部門的反映，發(fā)現(xiàn)了不少問題，有的比預想的嚴重。
調查組所使用的是毛澤東一向倡導的“解剖一兩只麻雀”的調查方法，即選擇若干有代表性的點(有好的點，也有壞的點)進行比較深入的調查，然后結合當?shù)夭块T提供的相關資料，得出基本認識。這種調查方法所得結果雖帶有很大的隨機性，但是收效快、手續(xù)簡便、易于操作，在當時條件下，不失為唯一可行的辦法。
5月下旬各路調查組返抵北京后，立即整理資料，編成《知識青年下鄉(xiāng)工作較差的十二個單位的調查材料》、《地富反壞右破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的動向》、《城市的動員工作阻力較大》、《歷屆未下鄉(xiāng)和倒流城市的部分知識青年情況》、《各地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工作機構現(xiàn)狀》等一批專題報告，集中反映了一些危害性大的問題。至于將上山下鄉(xiāng)工作中遇到的問題與階級敵人的“破壞”直接掛起鉤來，則反映了那個時代人們理解和分析問題時的特有方式。
同時，在各調查組的分報告基礎上，以“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工作學習調查組”的名義撰成一份總報告，即《關于當前知識青年下鄉(xiāng)工作中幾個問題的解決意見》。報告概括了“文革”以來知青上山下鄉(xiāng)運動的情況：全國有758萬名城鎮(zhèn)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連同以前下鄉(xiāng)的，共861萬人。除參軍、升學、進工廠以外，留在農(nóng)村的約595萬人，其中插隊的400萬人，在兵團、農(nóng)場的195萬人。已有47萬多人入黨，68萬多人入團，228萬多人被選進各級領導班子，還有更多的青年擔任了農(nóng)業(yè)技術員、拖拉機手、赤腳醫(yī)生、民辦教師、會計等職務。成績是主要的，總的形勢是好的。
報告列舉了當前的主要問題：有關部門對這項工作的重大意義認識不足，抓得不認真，不得力；“走后門”參軍、升學、進工廠的情況嚴重，特別是有些高級干部帶頭“走后門”影響很大；不少下鄉(xiāng)青年生活不能自給，住房困難，長期得不到解決；迫害、摧殘下鄉(xiāng)知識青年的案件上升，對壞人的打擊不力。這些問題，嚴重地影響了下鄉(xiāng)知識青年安心農(nóng)村，給城市動員工作造成很大困難。
為了解決上述問題，報告制定了七條解決辦法：以路線斗爭為綱，搞好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工作；關心下鄉(xiāng)知識青年生活，切實解決實際困難；加強管理教育，充分發(fā)揮下鄉(xiāng)知識青年的積極作用；嚴肅處理迫害、奸污下鄉(xiāng)知識青年問題；做好城鎮(zhèn)中學畢業(yè)生分配工作；要研究制定一個長遠規(guī)劃；進一步加強黨的領導。
這份報告經(jīng)華國鋒呈送周恩來。華國鋒原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1971年經(jīng)毛澤東提名調到中央工作，任國務院業(yè)務組副組長，并負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工作。周恩來審閱報告后曾問華國鋒：報告中提到的問題都查清了沒有。華回答，還不成熟。于是，周恩來在報告上加了“征求地方意見稿”幾個字，下發(fā)各省、區(qū)征求意見。
這份征求意見稿為全面調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政策提供了藍本，尋經(jīng)不久后召開的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工作會議的討論、修改、充實、完善，最終形成為會議的正式文件。
6月初，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工作會議的籌備工作在緊鑼密鼓地進行。6月10日，中共中央發(fā)出21號文件，將李慶霖的上書、毛澤東的復信和5月17日中共福建省委向全省各級黨組織發(fā)出的《關于認真學習毛主席給李慶霖同志的信的通知》一并傳達到下鄉(xiāng)知青和廣大群眾中。中央文件要求各級黨委認真學習，嚴格檢查，加強領導，總結經(jīng)驗，上報中央。文件還要求各省、市、自治區(qū)、各大軍區(qū)召開黨委擴大會議，分出一天時間宣讀毛主席的信，討論《關于當前知識青年下鄉(xiāng)工作中幾個問題的解決意見》以及福建省委的通知，并于6月下旬派兩人(其中一人專管知青工作)來中央?yún)R報和統(tǒng)籌解決知青工作問題，即參加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工作會議。
事后得知，21號文件中的中共中央通知是周總理在百忙當中親自起草的。6月7日，他接待了來訪的越南貴賓黎筍，徹夜未眠。翌日凌晨親筆起草了通知，陪黎筍赴大寨參觀前，他在首都機場上將通知草稿交給華國鋒，指示征求政治局委員們的意見。當日，政治局討論通過，10日經(jīng)毛澤東圈閱后立即向全國發(fā)出河北省保定地區(qū)知青辦：《國務院知青辦顧洪章同志在省召開的各地、市青辦室主任會議上的講話》，1974年1月7日。接著，周恩來還寫了關于知識青年工作的報告呈送毛澤東。
毛澤東也沒有轉移對李慶霖上書事的關注李慶霖在接到毛澤東的信后，又給他寫了一封信，據(jù)說“寫得很好，感情很熱烈，表示要教育好子女，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好好在農(nóng)村勞動。將來把主席的錢還上”。見華國鋒1973年6月27日在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工作會議領導小組會上的講話。。他除了向有關領導提出李的入黨問題外，還建議將李的信編入中學課本，以使“反潮流”精神在青少年中發(fā)揚光大。
在毛澤東、周恩來的親自過問下，隨著21號文件迅速傳達到全國城、鄉(xiāng)，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問題真正成為社會上上下下普遍關注的一個熱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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