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實施“工資倍增計劃”的新聞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因為在目前物價不斷上漲的壓力下，公眾對提高工資的期望值也在上升。然而，從網絡民意來看，對“工資倍增計劃”贊同者寡，反對者眾，這從某個側面反映出“工資倍增計劃”存在先天短板。
問題的關鍵在于，“工資倍增計劃”在政府部門和效益好的國有企業(yè)、壟斷企業(yè)可能會一帆風順，然而，當它遭遇到私營企業(yè)、外資企業(yè)和效益相對較差甚至虧損、瀕臨破產企業(yè)的時候呢？答案不言自明。在缺乏足夠的約束力量和懲戒機制的情況下，私營企業(yè)和外資企業(yè)完全可以把“工資倍增計劃”當作耳邊風，即使非執(zhí)行這一計劃不可，他們也能夠通過降低其它福利的方式予以抵消“工資倍增計劃”所造成的用人成本；對于虧損、瀕臨破產企業(yè)，即使他們有一百個誠意想要增加員工的工資，怎奈財力虧空、人窮志短。
這使我們意識到，“工資倍增計劃”固然重要，然而相對于該計劃本身而言，計劃背后的公平性才是最重要的，即如何確保“工資倍增計劃”在各行各業(yè)，無論是政府機關還是外資企業(yè)，無論是在大型國企還是私營小作坊都能夠得到貫徹執(zhí)行。假使“工資倍增計劃”只做到了在政府部門和少數行業(yè)的實行，使之成為少數既得利益者增加自身利益的機會，而不顧及廣大中低收入群眾的利益，不能不說是一種莫大的缺憾和不公。所以，增加工資一定要奠立自己的邏輯起點，那就是應更多關注中低收入群體的生存狀況。
退一步說，即使政府不能強迫企業(yè)給工人漲工資，也應該考慮采取一些切實可行的政策措施，有效保障中低收入群體的根本利益。否則，隨著諸如“工資倍增計劃”之類的措施的落實，社會平均工資倒是上去了，低收入家庭的處境卻更加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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